开国大典的当月，新生的共和国百废待兴、万事待举，其中两件体育盛事格外引人注目：一是举办北京市人民体育大会，二是召开全国体育总会筹备会议。

　　这两件事堪称新中国人民体育事业的开端，以此为起点，中国体育逐步走出国门，直至今天成为屹立于世界之林的体育强国。

　　1949年10月22日，北京先农坛体育场，晴空万里，彩旗飘扬，3万余名首都工人、士兵、学生、干部，从四面八方会聚到这里。

　　上午9时，在雄壮的乐曲声中，北京市人民体育大会正式开幕。8000名运动员，排着整齐队伍，以五星红旗和毛主席巨像为先导，绕场一周，接受检阅。随后，在万众瞩目下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式。

　　开国大典当月，需要迫切做的工作太多了，在时间紧、准备仓促的情形下，为何还要举办这样大规模的体育盛会？大会主席、北京市市长聂荣臻在开幕词中道出原委：“全国人民热爱着这新生的祖国，为她的诞生而欢呼、庆祝。全国各地均曾腾起庆祝的高潮，我们这次人民体育大会就是许许多多庆祝节目中的一个，这是第一个意义。我们希望这次人民体育大会是一个号召，同时是新的体育运动的开始，这是大会的第二个意义。”他还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我们必须有正确的体育方向和新的体育内容。新的体育与新民主主义的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是分不开的。它应当为培养大量的身体健康、坚强勇敢的工人、农民和陆海空军人员和增进现在各种劳动人民的健康而服务。”

　　由此看来，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举办的这次大规模体育盛会，政治意义是第一位的。既是新中国成立的系列庆贺活动之一，又是新中国全新体育的开端，这就意味着，本次运动会与以往一般意义上的运动会大有不同。首先，运动会的内容完全是大众化的、集体的、革命的。为此，在准备阶段，筹委会号召各工厂、学校、部队、机关团体广泛发动群众，积极踊跃参加。号召得到普遍响应，参加表演及竞赛的部门和人数都超出筹委会计划，最终，通过选拔，参加运动会的表演者和竞赛者多达1.6万人。其次，本次运动会既没有专业运动员，也没有专业裁判员，更像是一次群众庆祝大联欢。各单位编排出的项目，大都含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政治教育意义，同时也具有鲜明的体育价值，意图号召和吸引全体人民参与体育运动。

　　为了让此次体育大会在全国起到示范作用，借以大范围地开展大众普及体育运动，大会特邀请西北、东北、华北、华东、华中等地区，以及上海、天津、南京、济南、青岛、太原、西安等城市的代表前来观摩。

　　为期3天的人民体育大会，设立了表演、特殊表演和竞赛3个部分，尤以表演为主。表演包括体操、舞蹈、武术、民间技艺及组字等，分为工人、军人、学生和普通组；特殊表演包括全市中小学联合大合操表演、少数民族特殊运动技艺表演及球类比赛表演；竞赛包括一些田径项目、拔河、垒球掷远、连续立定跳远、手榴弹及五星赛跑等，分为男子工人、女子工人、军人、男子大学、女子高级、男子中级、男子初级、女子初级和男子小学、女子小学等组。

　　这样的项目设立，也决定了参与者的广泛性。工厂方面，有20多个企业或部门参加竞赛和表演节目。石景山发电厂工人利用工作余暇，特别排演了120人的“工人操”。有史以来从未参加过运动会的邮政职工，也参加了接力及拔河、篮球等竞赛和20人的太极操表演。部队方面，华北军区参加了“着装与武装竞走”；纠察总队某部60多人参加了“刺枪表演”，包括二人对刺、行进突刺、打击动作及戴护具英勇对刺等项目。学校方面，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掀起创作集体性新节目的热潮。全市的中小学及幼稚园几乎全都参加了表演：第五区16所小学联合表演了“民主青年舞”；第一区11所小学联合表演了体操组字；光华女中全校初一到高三的400多名学生，全体参加表演“大团结体操”；师大学生集体表演“团结起来，民主青年们保卫世界和平”；蒙藏学校的同学表演了“西藏舞”和“蒙古操”，将民族艺术介绍给首都人民。

　　10月22日，运动会第一天，共进行36个表演及竞赛项目，22个单位参加。其中师大一附小表演的“解放花处处开”、第十一区小学的联合组字“人民共和国万岁”、回民学院新颖的体操叠罗汉以及纠察总队的刺枪表演等，充分表现了集体主义的体育精神，不断赢得热烈掌声。

　　10月23日，第二天，恰逢星期天，观众达3万人，共举行体操、舞蹈表演及竞赛节目50余项。聋哑学校100名学生表演的体操，感人尤深。他们战胜了先天生理缺陷，以眼代耳，听从教员手势指挥，竟能喊出“庆祝全中国解放”“毛主席万岁”。卫戍部队某部表演的5层叠罗汉，也吸引了观众强烈的兴趣。组织者说，我们参加体育大会是空前的事，大家积极性很高，各种动作都是集体一点一滴创作、研究、改进得来的。此外，19个厂矿工人参加了800米接力、18个单位参加了拔河比赛、10家工厂参加了球类表演。

　　10月24日，赛事的最后一天，表演节目有“保卫世界和平”等15项，竞赛节目有接力决赛等6项。上海体育界代表团篮球队、沈阳市体育界代表团足球队，分别与“京联”的篮球队、足球队进行了表演赛。中央人民政府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郭沫若、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等莅临大会。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专门派摄影队为大会拍摄了纪录片。当天下午5时，还举行了隆重的闭幕典礼。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体育专家马约翰及工人代表赵鸿滨、学生代表薛明容相继发言。赵鸿滨说：“工人能够参加这样一个大会，是中国共产党、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和我们英明的领袖毛主席给我们的。新的体育与新民主主义的工业建设是分不开的，为了把身体锻炼得更坚强，我们一定要把体育活动带到工人群众中去。”

　　彭真代表主席团致闭幕词时提出希望：“参加大会的人们回去，要好好带头开展人民大众的体育运动，使北京市全体市民，每人都能参加运动，都能有健强的体力和脑力，使中国人民，成为思想上优越、身体上健康，有高度的文化的人民。”

　　正当北京市人民体育大会紧张准备之际，另一场有关新中国体育事业的重要会议也在首都召开。为了提倡国民体育，发扬人民大众的体育精神，10月19日，当时负责体育实际工作的青年团中央，邀请全国总工会，军委政治部，全国青联、妇联、学联等10余个单位，举行座谈会，大家一致赞同成立全国性的体育筹备组织，召开全国体育组织的筹备会议，以谋划和指导协调新中国体育的发展。

　　10月20日，筹备会举行第一次预备会议，时任青年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全国青联主席廖承志和筹备发起各单位及全国各地区应邀代表百余人参加会议。冯文彬说：筹备会的任务是确定人民体育的方向，成立指导全国体育运动的组织机构，以协助人民政府推广和开展体育运动。我们要把体育普及到工厂、部队、学校和全国每个角落去。会议最后决定，先请各地代表观摩为期3天的北京市人民体育大会，再正式召开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会议。

　　10月26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会议在辅仁大学正式开幕。会议宣布成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后称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推选冯文彬为主任，马约翰、吴蕴瑞、徐英超、荣高棠为副主任，秘书长由荣高棠兼任。筹委会由来自全国和各部门的108名代表组成。25人组成的常委会，将负责闭会期间执行体总筹委会的工作。筹备委员会在筹备期间的宗旨和任务是：团结全国体育界，协助政府提倡新民主主义体育，为国防与生产服务。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到会并讲话，他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里面，明文规定要‘提倡国民体育’。体育是文化教育工作的一部分，也是卫生保健的一部分。过去的体育，是和广大人民群众脱离的。现在我们的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要为国防和国民健康的利益服务。不但是学生，而且工人、农民、市民、军队、机关和团体都要搞体育。除去田径赛、打球等项目以外，还要广泛地采用民间原有的许多体育形式和人民解放军所发展的体育形式。希望大家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努力发展体育事业，把我们的国民都锻炼成为身体健康、精神愉快的人，这样才能更好地从事生产学习和工作，才能担当起繁重的新中国建设的任务。”

　　冯文彬向大会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国民体育》的报告，提出新民主主义体育的方针，就是要把体育活动和一般新民主主义的建设结合起来，反对为体育而体育，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的思想和办法；要为人民的健康、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和人民的国防而发展体育；体育应当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必须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去开展体育运动。

　　应该说，开国大典后举办的这两件体育盛事，不仅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广大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视，九游体育以及加强全民健身运动的紧迫性，对于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特别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后，为成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进一步明确新中国体育发展方向，科学有序地开展体育运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全国性体育组织，既是一个群众体育组织，又担当着政府机构的功能。通过举办各种学习会、培训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培养了大批干部。1950年，创办了全国体总筹委会的机关刊物《新体育》，这是新中国第一份体育专业杂志，乃至今天，仍是推广和宣传体育的良好平台。1952年5月，公布和推行了“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简称“劳卫制”）试行条例，其中的相关项目标准，为以后正式实施打下基础。组织了全国篮球、九游体育足球比赛大会等全国体育竞赛，摸索在国内举办体育竞赛的经验。开展国际体育交往，派参观团观摩在印度举办的第一届亚运会。至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正式成立的时机已经成熟。

　　1952年6月20日—24日，为进一步组织与领导日益蓬勃开展的国民体育运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北京举行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各大行政区、解放军、中央各有关机关团体的代表和特邀的体育与文艺界著名人士、运动生理学家、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女飞行员等代表147人。

　　大会宣告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正式成立，通过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章程，选举了领导机构，制定了今后开展体育运动的工作方针、任务和“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的试行方案。

　　大会选举朱德任体总名誉主席，马叙伦为主席，韦悫、肖华、刘宁一、李德全、荣高棠、马约翰为副主席，荣高棠兼任秘书长，黄中为副秘书长，常委会由65名委员组成。总会的宗旨是：“在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共同纲领第48条：‘提倡国民体育’的规定与人民政府有关发展体育的政策，协助政府组织、领导并推进国民体育运动，为增进人民身体健康及为国防与生产服务。”

　　新中国成立不久，且地域广大，情况复杂，各地区解放时间不同，经济发展情况也不平衡：城市和农村之间，学校、机关、工厂和部队之间，人民的生活情况和生产、工作、学习情况，也有差异。同时由于长期反动统治的结果，我国的体育工作基础比较薄弱，体育人才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体育运动的开展不能操之过急、要求过高，必须面对实际，稳步前行。为此，大会确定了今后体育工作的方针是：在现有基础上，从实际出发并与实际相结合，使体育运动普及和经常化，积极地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为加强生产建设与国防建设而服务。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为成立大会作了重要题词。毛主席的题词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朱德副主席的题词是：“普及人民体育运动，为生产和国防服务。”毛主席的题词成为中国体育工作的指导方针和主要任务，不仅当时，至今仍具指导意义。

　　1952年8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两个月后，派出了40人组成的代表团，赴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参加第15届奥运会。这是新中国的体育代表在奥运赛场上首秀，也是五星红旗第一次出现在奥林匹克赛场。

　　2024年7月，在巴黎举行的第33届奥运会上，中国派出了716人组成的体育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5岁，由42位奥运冠军领衔，其中223人为首次参加奥运会；共有来自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等12个少数民族的26名少数民族运动员。中国代表团最终获得40金27银24铜，金牌总数与美国并列第一。（中国档案杂志社原副总编 刘守华）